常江的视听手记

微博时代的不知所措

常江

今天早上，我是被一个朋友的短信吵醒的。他告诉我，武侠小说宗师金庸先生去世了。我当然很震惊，立刻上网求证，但很快即发现这个消息是假的。谣言原本是当下社会的常见事物，本不必大惊小怪，但令我愕然的是：较早（若不是最早）广泛散布这一消息的乃是"严肃媒体"的代表──《中国新闻周刊》，其编辑在新浪微博上用确凿无疑的语气发布了金庸先生的死讯，并在短时间内被大量网民转载。

其实，判断一则消息的真假，是非常容易做到的，那就是找到消息的确切来源。金庸先生若真逝世，香港报章必然会在第一时间报道，其家人朋友多半会对外部透露信息；再不济，还可以把消息发布的时间向后押一押，沉住气，多半就不会出丑。这已不是媒体的专业与操守问题，而是基本常识，所谓"信谣传谣"，普通人犯了无伤大雅，对以发布权威信息安身立命的新闻媒体来说，就是自砸招牌了。

随着微博日渐变成全民媒体，仿佛每个人都有了发布消息的权利。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件再好不过的事，但一贯高高在上的传统媒体，却一下子手足无措起来，把过去几百年里积累的那些基本信条全抛诸脑后。大致分析来，也许有如下三个原因吧：第一，信息的发布权归了全体网民，传媒由昔日的 "把关人"猛地泯然众生，形成巨大心理落差，从而难免通过"抢时间"这种值得商榷的传播方式，急着重建"意见领袖"的形象。第二，很多媒体从业者的基本专业素养，根本就是很成问题的，匿名信源、捕风捉影、忽视采访、急成草就，原本就是新闻业根深蒂固的顽症，只不过机缘巧合，恰好被微博这类独特的传播技术揭了老底而已。第三，媒体的决策者大多对整个传媒环境缺乏总体认识，看什么项目火，就上马什么项目，不去了解和掌握新技术的特征与功效，以为"得微博者得天下"，却忘了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基本辩证法，最后落得"成也微博、败也微博"的下场。

当然，我无意否认微博这种大众化的媒介技术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种种实惠与便利，但作为一位相对保守的文化研究学者，我总认为无论科技发展到多么高级的程度，我们对传统中的某些基本价值观都不应贸然抛弃，例如新闻媒体对专业性的呵护与对权威性的追求，以及种种关于隐私、诽谤、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的共识。事实上，随着微博的大行其道，不止新闻媒体，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产生了无所适从的感受──转发一则消息不过是鼠标一点的事儿，但若这消息是假的，甚至涉及到对他人的伤害（如金庸先生去世的谣言），我们都成了间接的帮凶。

因为新媒体的诞生而手足无措，在历史上根本不是新鲜事。例如，广播刚刚诞生不久，因其远高于报纸杂志的拟真性特征，导致了许多今天看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例，最著名的莫过于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后，成百上千万人竟信以为真，造成了全国范围的大骚乱。如今，微博对日常生活和价值体系的冲击，情况也大致如此。我们总是习惯于过分夸大新技术的威力，却忘记了人──我们自己──才是一切技术的拥有者和决策者。

其实，大多数荒唐可笑的事件，都可依常识而避免，而常识人人都有，毋须额外培养，只要坚信并坚持。常识会告诉我们，没有确凿无疑的源头的消息是不能采信的，而传播可疑的消息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同时，这场"金庸逝世"的闹剧也让我们重温了另一项常识，那就是要勇于质疑"权威"，即使在讯息纷杂、真假莫辨的环境里，也须努力保持基本的理智与清醒。微博虽炙手可热，但它的时代注定会过去，正如BBS、QQ和Blog虽盛极一时，却也终究难逃成为旧物的命运。它们带来的手足无措，也不过是新媒体时代的一场场转瞬即逝的文化休克而已。社会的前进终究还要依靠社会的传统与人的智慧，抛弃了这些，令科技反噬人性，才是真正的悲剧。

（载2010年12月10日《新华每日电讯》）